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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提出“上四休三”青年人热捧,可能是未来趋势值得尝试!

时间:2020-01-11     【转载】   来自:今日话题   阅读

上四休三.jpg

“上四休三”工作制设想.资料图


    这几日,新当选不久的世界最年轻政府首脑、芬兰34岁女总理马林,让世人记住了她。据外媒报道,她近日提出了全新的工作制度,包括每周工作4天及每天工作6小时。一周只上24小时班,真会有这样的好事吗?然而没两天,芬兰政府就做出了澄清,指出,马林只是去年8月还在担任芬兰交通部长时,在小组讨论上简单提过这一想法。自从去年12月她出任总理后就没有这方面考虑,每周4天工作制目前不在芬兰政府的议程上。


    有网友调侃,打工时候都想着一周上4天,当了总理了还是觉得996靠谱。“上四休三”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普遍性的趋势呢?哪怕只是在发达国家?


    嘴上“羡慕嫉妒恨”,但大多数中国人恐怕并不认为“四天工作制”有什么可行性


    “上四休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对于“打工族”这么一个社会主力群体,与上班休假相关的制度变动,总是容易牵引神经。大部分人对“上四休三”可以说是有两种情绪,如果是国外哪哪有相关实验或新闻,那人们就会羡慕嫉妒恨。而如果是国内某某学者提出要尝试“上四休三”,则基本是一片嘲讽:“996下说什么上四休三?”;“年休假都放不了,说什么上四休三?”;”知道基层劳动者是怎么上班的吗?说什么上四休三”。


    很多人还会觉得,“每周休两天半”、“上四休三”等建议,往往都是体制内人群尝鲜,对于多数劳动者并不公平。而情绪之外的理智思考,很多人也不会觉得“上四休三”有什么可行度——尽管AI、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的说法已经被提了无数次,但至少目前这个时点还并未真的大规模发生,而眼见的事实是,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正在不断加深,劳动人口在不断减少。


    到底有什么理由在这个时候“上四休三”呢?甚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都显示,如今的中国人比十年前,工作时长增加了22%。这时候实行“上四休三”可以说毫无土壤。而对国外实行类似制度的理性评价,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因为过少的工作时间往往都被指为“养懒汉”,北欧等国家倒还好,那些曾深陷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都经常因为其社会制度“养懒汉”而在中文互联网上备受讥讽。


    “上四休三”的确存在不容易克服的问题,但一些外国企业家依然愿意去尝试


    对“上四休三”的怀疑,并不仅仅限于国内,发达国家的人也不见得对此都特别感冒。比如国人最为熟悉的高度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就较少传来类似呼声。但与国内对减少工作时长的可行性普遍持怀疑态度不同的是。即使在美国、日本这样相对务实的国度,四日工作制、6小时工作制这样的尝试却从未停歇。许多企业家都相信,可以通过好的制度设计,让减少工作时长变得真正可行。


    然而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顾问怀廷,去年在社交网站领英披露了英国大型生物制药研究基金会——惠康基金会在尝试四天工作制时遇到的困难。比如该机构发现,有些员工管理研究补助金,有些经营捐赠基金,有些则负责向公众开放一座博物馆,这些不同的岗位并非都可以一周工作4天,从一周5天向4天的转变会加剧不公平。还有,该机构认为, 不管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引入4天工作制都是一件会让人更加分心的事情。对于一个拨出研究经费在全世界帮助挽救生命的组织,乃至更多需要管理者和员工全心全意投入到项目中去的组织,这种做法是好是坏,的确是要谨慎评估的。


    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减少工作时长可行性的基本逻辑能否成立。理想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减少工作时长——提升员工工作状态——提高单位时长产出效率——让总产出持平乃至有所提升。显然这个逻辑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比如改8小时工作制为6小时后,设身处地,你觉得你自己、你同事或你的下属,就一定会提高工作效率了吗?


    企业家们自然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有些企业家依然愿意去尝试。比如华尔街日报介绍了一位德国创业者拉塞·莱茵甘斯的做法:他在公司施行了五小时工作制。这位老板不仅减少员工在办公室的时间,他还减少员工花在工作上的总时间。他们早上8点到,下午1点离开,此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们应该是不工作的。他的实验基于这么一个想法:一旦你排除浪费时间的干扰事物,并限制有关工作的低效交谈,五小时应该足以完成大部分能真正带来显著变化的核心活动。


拉塞·莱茵甘斯.jpg

拉塞·莱茵甘斯


    于是,莱茵甘斯让员工把手机放在办公室的包里,并屏蔽公司网络上的社交媒体;严格的规定减少了花在会议上的时间(大多数会议限制在15分钟或更短时间内);或许最重要的是,他的员工每天只查看两次工作邮件,“没有冗长的来回交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也没有在晚饭时或在场边看孩子打比赛时偷偷查看收件箱。”


    未来的工作形态充满各种可能性,对此探索很有价值


    莱茵甘斯的实验最终能验证他的想法吗?如果真的可行并得到普遍推广,那打工族将过上梦寐以求的每天下午1点起都是自由时间的理想生活,你可以美美睡上一个午觉,下午好好享受一杯咖啡,看一直想看却没时间看的小说或影视剧,然后晚上还可以享受一个非常充实的夜生活。


    不过,很多人都会指出,问题就在于类似的实验未必有令人满意的效果,即便某些公司可以做到,也难以进行推广。甚至一些人骨子里就不相信这种可能性。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这点可能更甚。然而,这可能恰恰是人们的盲点。


    美国乔治城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指出,“我们很容易忘记,今天我们许多人工作的方式是新出现的。”他指出,如今多数白领从事的工作类型“知识工作”是仅仅60年前由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的,而这期间,白领们的工作方式就已经更新过好几代——从有着长时间午餐和来电会的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台式电脑出现,到电子邮件等工具出现,再到21世纪初的智能手机革命,人们的工作方式经历了许多变革,那为什么不会有新的变革出现呢?纽波特相信,“我们仍然处于数字知识工作新阶段的早期”,未来的工作形态,包括工作场所、工作时长、沟通工具等等,都还充满了可能性。


    所以,当微软公司这种科技界巨头都投入到四天工作制的探索时,是很令人欣喜的。微软日本表示,正式实施“上四休三”三个月后,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即月销售额除以雇员人数)与去年8月相比提高了39.9%。“此外,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结束的会议增加了46%,用电量和纸张打印量减少了。”“92.1%的员工对‘上四休三’表示满意。”不管这是否最终结论,这都是很值得尝试的探索。


    “打开眼界”,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加宽阔, 去探索更多可能性与积极因素


    相比起外国人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得不说的是,国人、包括国内企业家在这方面的尝试还比较欠缺。或许,国人确实更善于把已经有人趟出的路弄得更加完善,而在偏早期的原创性探索、尤其是涉及人类行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探索上,是有所不足的。在减少工作时长的可行性探索方面,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做出一些独创性的贡献呢?


    发散一下,也许,首要的一步,是将国人的视野变得更加宽阔。近些年,许多人都对信息茧房效应(也称为回音壁效应、同温层效应)深感忧虑。这是指人们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甚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会放大这种现象,人云亦云的跟风随处可见。在这样的背景下,独创性的思考和看法并不容易冒头。


    举一个笔者自身的例子,在2019年行将结束之际,笔者与身边的朋友、同事一样,都觉得各个层面的压力已经切切实实地挤压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深恐一年前那句流传甚广的话——“2019年是过去10年里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已经得到了验证。直到我看到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的文章《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我才意识到,不管是世界还是身边,积极因素依然还有很多,贫困、文盲、饥荒等困扰人类上千年的难题,正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大步向前解决。


    即使我们的身边,也随处有这种积极的因素,有时只是被焦虑人群给刻意忽略了。比如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栏目追踪十年的“重庆棒棒十年扛出一套房”那则新闻,就展示了许多让人感动的积极因素。仔细琢磨的话,各种各样的积极因素,还能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比如,微信群里大范围传播的“45度让路法”,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积极因素,这种大范围传播让真实的交通场景中出现“让出生命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所以,重要的是“打开眼界”,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加宽阔, 去探索更多可能性与积极因素。也许,中国人也能探索出让“上四休三”符合国情的可能性。“打开眼界”,这是读者们的真实需求。(今日话题,文/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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