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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边境往事,乡村教堂里的拉祜语圣歌

时间:2020-09-20     【转载】   来自:澎湃新闻

民族团结园.jpg

民族团结园,隔壁就是当年李晓村就读的第四师范,现在的普洱中学老校区。


    一个经商的和尚,一个征税的传教士,一个久远的弥赛亚传说,一个中缅边界的宗教政权,以及一个延续近百年、富庶强悍的土司家族,然后被一个隐姓埋名十余年的语言学天才逐一击破的故事。


    1950年6月,澜沧县人民政府成立,傅晓楼任县长。8月,盛大的国庆一周年观礼,澜沧县政府负责动员民族代表进京。一部分人害怕“被汉人欺骗,出去了回不来。疑虑最深的佤族,他们中的个别代表是以我们干部作人质,担保安全往返以后才答应出来的”,最终说服他们离开乡土,千里赴京,李晓村起到了重要作用。


    佤族头人拉勐便是被李晓村说服的一位。建国后一段时间内,阿佤山还保存着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以及王子和部落头人的政治组织制度,很少与汉人来往,不出山,极端迷信,如砍人头祭谷,杀鸡看卦,听雀叫决定出门吉凶。但李晓村30年代就通过调查户口、写小传以及联合打击石家取得了佤族的信任,他说服了拉勐并负责随行翻译。在北京,毛泽东在宴席上问拉勐:“听说佤族至今还砍人头祭谷是吗?”


    “是的,这是我们阿公阿祖传下来的老规矩。”拉勐回答说。


    “能不能用别的代替呢?比如猴子很像人,用猴子代替不好吗?”


    “那可不行。”


    “那用什么代替好呢?”


    “只能用老虎,但老虎不好捉。”


    最后毛泽东笑着说:“这事还是由你们民族商量商量吧!”回去后,拉勐便成了坚决拥护新政权的先进代表。


    1951年,王松在北京见到了李晓村,这是他们解放后第一次见面。这时的李晓村作为中央特别邀请的少数民族观光团成员,风光得意,一身呢子,好不讲究,而王松“却连供给制都没有享受”,还是穿部队发的粗布棉衣。李晓村对王松说,这些民族头人只相信自己,“我不来,他们就不敢出来”。这一年,李晓村刚过40岁,春风得意,一生中第一次扬眉吐气。


    1951年的元旦,赴京头人回到云南,26个民族的代表来到普洱,立下誓词:“我们廿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


    剽牛是佤族的风俗,剽手以梭镖刺入心脏,如果牛伤口朝上倒下,那就是吉兆。这一天,牛的剽口朝上,牛头倒向南方(边疆),预兆吉利,被推荐的剽手、班箐部落的佤族头人拉勐高兴得又舞又唱,在地上打滚。这时傣族代表都鼓起掌来,他们大喊:Soey!Soey!Soey!(好!好!好!)


    剽牛仪式


    会场的隔壁,就是李晓村15岁时第一次离开山村时,就读的云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而马上他将失去他所为之奋斗和促成的一切。


    1951年3月,抗美援朝,澜沧县结合缴枪运动,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县史记载“捕人中有错误”。李晓村被打为“富农”、“反动民族上层”、“内控特务”,公审要枪毙,同期傅晓楼被调离县长职务。恰在这时,边境的石炳麟又蠢蠢欲动,考虑到李晓村的可用之处,死刑被撤销。被整得死去活来的李晓村保住一命,想出家未遂,从此他被列为共和国编外人员,再也没能进入政权核心。


    两年后的初春,审干刚刚结束,王松和李晓村又在文联见面。李晓村穿了一件又旧又短的学生装,嘴唇发黑,克制着不让自己发抖。王松把自己的一件新棉衣送给他,他也没有拒绝。王松问他怎么回事,李晓村只是说:“有好几年没见了,来看看你。”不久,王松就看到李的儿子在穿那件新棉衣。


    之后,李晓村被分配在云南省民委民族语文组工作,和石家的后人在同一个单位,数十年的同事,两家从不打招呼。“那种仇恨真的是,怪得很,骨子里面就是恨得起。我父亲当年咋个会跟他们打交道,我压根也不知道。”李晓村之女李韵森说。


    被俘虏的萧二娣后任澜沧县政协委员,享团级待遇。晚年她去监狱里探望过黄道能,后者早已经被打为土匪地霸,关在翠湖边的模范监狱里,直到病逝。他跪着流泪对萧说:亲家对不起,我上当了。


    晚年,李晓村把时间都投入到拉祜文研究中,参与编写了《拉祜扫盲课文》《拉祜文词典》,培养拉祜文教师。75岁时,他还到云南民族学院大专班讲授了70多个课时的拉祜族语言文字。“文革”后,他又被打为“叛徒”“土匪”“恶霸大队长”,先被投入监狱,打断肋骨,然后被发配到镇沅按板镇老乌山,交农民管制劳动。这里紧邻案板井,两百年前,正是这儿的盐井、边境的银矿和山上的烟草,揭开了整个故事的序幕。


    巧的是,石炳钧的妻子杨艺也被发配至此。1952年4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在云南边疆民族区必须坚持争取团结上层人物。史书记载:“石炳钧在昆随卢汉起义后,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同月回到募乃以争取逃出国外的石炳麟回归。”和妻儿团聚了不到三个月,石炳钧便被派到境外做弟弟石炳麟的思想工作,但他再也没回来,留下儿子石安达、妻子杨艺和母亲萧二娣在家。之后,父子、夫妻、母子之间再无音讯。1980年,他病逝于台北的寓所。


石炳钧之子75岁的石安达.jpg

石炳钧之子,如今75岁的石安达


    杨艺的晚年寂寞悲惨。她在一个工厂搞宣传,除此之外,这个艺术生不再画画。“文革”时她被分发配到山区,“文革”结束后也没有单位接她回昆明,直到工厂提出,她才得以回家。家人让她回娘家看看,她坚决不允,直至去世也再没回过上海。


    1969年,李晓村的结拜大哥、70多岁的张石庵被揪斗打伤,含冤而死。1973年,惨遭迫害、半身不遂的傅晓楼逝世。傅晓楼1949年4月加入共产党,仅仅三个月后就被撤销党籍。“文革”结束后补发了李晓村的工资,但他的党籍仍然不被承认,被安排到民委守大门,搞收发。


    1983年,74岁的李晓村自撰一联:桃李不言,俯仰感无愧。薏苡成冤,功罪载口碑。


    四年后,他终于获得平反。1985年,总书记胡耀邦作出指示:“请中组部要云南省委重视这件事,李晓村同志一案请云南省委查处,并告结果。”1987年11月,云南省委批复:恢复李晓村1929年6月的党籍。脱党近58年后,李晓村奇迹般地恢复了党籍,还评上了教授。此后,傅晓楼、张石庵等人也陆续得到平反。


    1992年,李晓村逝世,享年83岁。晚年的李晓村依然保持着军人作风,每天早起跑步锻炼,看书报,练习书法。在家里吃饭,如果子女坐姿不正,他“肯定一筷子就过来了”。临终前一段时间,他对子女说:我对不起你们,我是一个穷人,我穷了一辈子,没有什么传给你们。“《红灯记》里面李玉和还留了盏红灯给子女,你爹啥都没得。”他说。


    “我爹是永远都在被整啊……一生就是坎坷。”在昆明的家中,李韵森对我们说,“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我爹杀人太多了。”


    一代枭雄石炳麟在缅甸占山为王一段时间后,被解放军和缅甸的军队赶到泰国北部,与国民党残军合流,阿佤山成为金三角毒品的主要种植地。石家带着部属搬到泰北清莱府建立了一个名为石家寨的村子,村里人到今天还说一口云南话。1962年,天不怕地不怕的石炳麟在农田被两个泰国农民杀死,至今成谜。


    2018年,我们在泰国见到了永伟里的孙子、永文生的儿子Philip,他不顾年已八旬,仍然在泰国最北边的清莱府美塞县行医传教,他的儿子也成为了传教士。直到此时,他说他们家还不知道李晓村的真实身份。永亨乐的儿孙则步父亲后尘,进入CIA和美国缉毒局,后来又在老挝发动“秘密战争”,把毒品卖回美国换取军费。银和烟的故事依然在继续。Philip和他的堂亲们来往很少,他觉得和他们已经不是一路人。


    永文生的儿媳Ruth说,永文生晚年总是对后辈讲起美丽的西双版纳(“He talked about it all the time.”),那是他最爱的地方,他也经常给家人做傣菜和拉祜菜。巧合的是,西双版纳同样是李晓村的最爱,在逃亡路上他第一次见到风景那么美、瓜果遍地、像画一样的大坝子。“一条大河从街边流过,男男女女都在河里洗澡,河边就是大片茂密的树林,翠绿的叶子,玉石般的花串。多可爱的地方啊!我爱此地美丽的风光,欲留。”但是迫于逃犯身份,他还是上路了。


    我们说,在资料上看到永文生曾经请彭光荣照管留在糯福的近千册书籍。Philip认为不大可能,因为他们在景栋就听说“李老师”把他们在教堂所有的书籍资料撕得粉碎,据说纸屑埋到了人的脚踝,包括早期照片什么的。“什么都不剩了。”他说。


    今年,糯福教堂很早就在筹备自己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却因为新冠疫情不得不中止。4月的一个礼拜天,我们又来到了这个边境乡村。如今的糯福教堂门前有一个竹木露台,穿着花花绿绿的拉祜女人坐在上面用拉祜语唱圣歌,男人们或站或蹲,在门口聊天。礼拜开始后,牧师用拉祜语讲经,做弥撒,接着唱诗班走上台唱歌。她们用的唱诗本,仍然是永家当年编写的拉祜文翻版。在她们的记忆中,很久以前,曾经有外国牧师来过这里,这座教堂就是他们建的。(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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